袁世凯，字慰亭，号容庵、洗心亭主人，河南项城人也，素以窃国大盗的称号闻名遐迩，民间多蔑称其为“袁大头”，历史教科书亦称其窃取了革命果实，对其无只言正面评价，我辈素羞于与其同乡。待年纪痴长，读书稍多，益觉历史人物有其复杂性，正面人物成神、反面人物成魔的脸谱化评价不仅大大不妥，也着实令人反感。此前读梁启超之《李鸿章传》，颇觉这种治史方式令人耳目一新，大家出手，果然不凡，此次再读唐德刚之《袁氏当国》，亦有此感。而唐的古文功底深厚，白话文娴熟非常，行文灵动，言语诙谐，文章如行云流水，气势如虹，令读者颇为愉悦，简直欲罢不能。

　　唐与梁治史相同之处在于，将历史人物置于历史长河中，依托当时的社会背景综合观察、客观评价，不搞非白即黑、非黑即白。而唐又久居美国，身在庐山之外，不受羁绊，对人对事评价更为客观。唐认为，民国初年，去故未远，袁氏想称帝并不奇怪，但自古江河向东流，倒行逆施违背趋势，绝无成理，因此骂名千古，也是必然。但对袁氏的其他诸多评价，则与我辈平素所了解多有不同，颇有新意，以下择而述之，聊窥一斑。

　　一般认为，袁逼迫孙中山辞让临时大总统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。而事实上，辛亥革命爆发之时，袁集清政府军政大权于一身，领六镇新军，手下不乏精兵良将，若全力围剿革命军，辛亥革命绝无成功之力。但袁深知清廷气数已尽，也明白狡兔死走狗烹的道理，故养寇自重，以图自保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无论是清廷还是革命党人，都认为非袁不足以稳定局面，革命党人更是虚总统之位以代袁，而非中山先生。只不过袁有妇人之仁，不愿杀戮清廷孤儿寡母，而是诱逼其退位，拖延了时间，却让孙中山先一步抵达，就任了临时大总统。孙一生为革命奔走，声望确实无人所及，但其自海外归来，无兵无饷，却绝无实力保住大总统之位，故其始终明确表示待局面稳定就还位于袁世凯。

　　史家多认为袁世凯下令刺杀了宋教仁，但事实上，袁对宋是相当器重，惺惺相惜，虽也有不为我用、则杀之的想法，不过始终是以笼络宋教仁为首选，并非想杀之而后快，而宋也至死都不认为是袁杀了他。这件事情很可能是其属下会错了意，出于愚忠和一己私利，擅自行动导致的冤案。事发之初，袁并不知情，还下令彻查，待查清之后发现确实是自己属下所为，又出了昏招，想遮掩却欲盖弥彰，越抹越黑，替愚蠢的下属背了黑锅。正如水门事件中的尼克松一样，最后不得不黯然辞职。

　　通日卖国，是袁的又一大罪状。但史实表明，袁并未全盘答应日本的亡国二十一条，后来所答应的条款，也已是他所能取得的最好结果。当时一战正酣，欧洲列强无暇东顾，日本趁虚而入，抛出二十一条。袁自知既不能答应，又无力抵御日本，就让谈判代表陆征祥尽量拖延，其间又让顾维钧设法将二十一条的内容泄露，引起公众和世界关注，逼迫日本让步，在日本下达最后通牒、拖无可拖之时才最终签订条约。但至此袁也始终不敢割让领土，比之后来承认外蒙独立的蒋介石等诸公，似乎还要好些呢。

　　袁氏称帝，搞独裁，虽然愚蠢，也并非臭不可闻。唐以比较史学的方法评价这段历史，孙中山后来成立中华革命党，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效忠于党魁、忠于自己，甚至还要先于袁搞独裁，以孙的见识和贤达也尚有此举；又如后来的蒋介石及其他风云人物，虽无皇帝之名，却几有皇帝之实，以上诸公也并不比袁高明。也就是说，在去故未远的历史转型期，袁要独裁也并不奇怪，而对于称帝本身，他也是既想又怕，最后被不成器的儿子袁克定和幕僚杨度等一干人等蒙骗，错判了形势，最终一招棋错，遗臭万年。

　　在唐氏之前，从未有人为袁氏辩解过只言片语，而唐以扎实的史料证实，袁本也是一代枭雄，虽囿于历史阶段，所为多有不堪，但与同时代的风云人物相比也并不逊色。写史、读史，当如是。

　　（工行网站特约作者：钱华兵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