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1.《信用》之书

　　从东西方哲学看信用问题如何用技术来解决

　　面对复杂的商业机构，成就卓著的企业家，更要向简单处看，向高处看，才能洞悉本质，抽取规律。

　　近年来最流行的企业家自传，莫过于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欧的《原则》，黑石创始人苏世民的《我的经验与教训》，斯坦福校长，硅谷教父约翰·汉尼斯的《要领》，稻盛和夫的《心》。把这四本书横切开来读，可以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：原来推动他们站在食物链顶端的，都是一些朴素价值观，如谦逊、勇气、同理心、至善、注重因果关系、追求极致等。

　　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即将再次收获一个全球瞩目的IPO，他还没有要出自传的想法。如果写得话，可能有一个书名特别适合：《信用》，这是所有阿里系公司出发的起点和终点，若非以此为题，这本书很难写102年。

　　蚂蚁集团在这本书中将占很大篇幅。

　　随着上市日期临近，这只蚂蚁连足上的绒毛都已放置在显微下。它A股招股书文件长达493页，H股招股书文件长达674页，显示2019年营收超1200亿元；6成营收来自数字金融科技服务；年活用户超10亿，连接商家数超8000万；过去一年支付交易规模为118万亿元；员工持股平台占股40%。

　　截至2020年6月30日，仅蚂蚁数字金融科技平台合作伙伴超2000家，包括约100家银行、约90家保险合作机构、约170家资管机构，以及24家基金公司。

　　蚂蚁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数字支付提供商和领先的数字金融平台；是中国最大的线上消费信贷和小微经营者信贷服务平台；是中国最大的线上理财平台；是中国最大的线上保险服务平台，清晰描述它成了一个巨大的难题，但是把它放进《信用》这本书里，它又简单的如同单细胞动物。

　　在上述四本自传中，信用也是重要命题。瑞达里欧特别在意可信度加权，在桥水，每个人观点的可信度都被记录在案并接受系统性评估；苏世民强调：你的诚信必须要毋庸置疑，要始终言而有信，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误导任何人；汉尼斯认为，坚守本色和受人信任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；稻盛和夫则将信用提到了利他的宇宙观，如此才能达至“真我”。

　　蚂蚁对于信用的理解和践行，则有典型的东方哲学特色。它一直坚持两条发展主线：一是信用体系建设，一是持续打造技术平台能力。马云推崇太极文化，这两者就如同太极图中的阴阳鱼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互为因果，相生互变，周圆旋转，中心不变，而外延无时无刻不在运动。

　　从蚂蚁前身支付宝诞生起，它就面对比其他公司更复杂的各种矛盾，如是否要把筷子伸进银行的碗里？伸多长？到底是金融本位还是科技本位？在效率和风控之间如何平衡？开放和封闭的边界在哪里？

　　在它所生长出来的环境中，类似命题都不是非此即彼，非黑即白。蚂蚁成立5年、支付宝成立15年，就是一部西天取经史，所取得真经就是“信用”，技术是它的金箍棒，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”这一使命就是它的紧箍咒，时刻提醒它，因何而出发。

　　从《周易》到《道德经》、《黄帝内经》，阴阳，或者另一种符号“乾坤”，构成了东方哲学的底层逻辑。一部《西游记》，讲的也是太极生阴阳五行，乾坤调和，金丹大道成就的后天返先天之理。

　　与《西游记》不同的是，它这一路遇到的下凡神仙或下凡神仙的坐骑更多，如果只使蛮力，抡起棒子一通乱打，见神杀神，见佛杀佛，早就倒在了取经的路上。

　　在此过程中，我们会从它如何以“莫向外求”，化解用户需求与能力边界的矛盾，以“为道日损”，化解复杂流程与极简体验的矛盾，以“事上磨炼”，化解变化开放与稳定严谨的矛盾，来展现它的取经过程。

　　这也是独特的中国信用社会成长史。

　　02.萌芽之初

　　互联网第一次精神污染

　　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在此之前，我们可以先扫描2003年10月18日，淘宝首次推出担保交易（支付宝）服务之前，找到这个“一”，看一下它诞生时的信用环境是怎样的？

　　没有信用，商业社会将不复存在。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·福山在名著《信任：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》一书中，系统阐述了信任这种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。

　　福山的信任观，实质是把信任当成源于人性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。他认为人们自发组织社群，并进行各种互惠合作的天性和争取被认可的本性，是形成信任的主要源泉和基础。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对于经济、政治及社会各领域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，同时也是决定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一个极为重要因素。

　　但是，传统乡土中国的信用链条，近代历经战火、运动，以及改革开放后工业化、城市化冲击下发生断裂， 信任缺失，支付宝诞生前后，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。而PC互联网在改造传统产业同时，再次稀释了信用。

　　2000年，电信服务商中国移动搞了一次“本土化创新”，推出“移动梦网”，包括短信、彩信、手机上网(WAP)等各种信息服务，达上万种之多。

　　这些业务由中国移动联合上千家增值服务提供商(SP)推出，双方从信息费中分成。SP业务为中国互联网企业提供了过冬的棉袄，也将传统行业野蛮生长的思维引入了互联网。

　　移动梦网的SP服务商多数成本低廉，分散作战，对他们来说，手机用户的钱袋是敞开的。对用户来说，SP的服务往往突然闯入，就如同附骨之蛆，其中种种骗局难以详述。

　　SP之后，传统产业销售力量进入互联网，代理制在各种网络产品中生根发芽。代理商不用理解产品，只要有办法把产品卖出去就行，其中不少人连鼠标都没摸过，这是中国互联网遭遇的第一次“精神污染”。

　　另一道“财富之门”同时打开，那就是流氓软件。周鸿祎曾经自述：“我老周就做过一件荒唐事，就是3721，而且觉醒了。”他创建的3721，插件能在用户打开某些网页时强行安装进电脑，且难以卸载。后来又与许多个人网站合作，推出弹窗广告，有的窗口甚至无法关闭。

　　从2003年之后，许多小公司学习3721的底层技术，渐渐形成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。链条包括共享软件制作者、中间代理商及广告中介，还有软件幕后雇主及插件投放者，是个数十亿之巨的产业。

　　这就是支付宝产生的背景，互联网已经在解决效率上迈进了一大步，但在解决信用上却退了一小步。即使没有支付宝，随着线上交易需求越来越旺盛，也必定有其他公司尝试解决此痛点，只是时也命也，支付宝扮演了推门人的角色。

　　03.莫向外求

　　解决用户需求与能力边界的矛盾

　　信用离不开价值交换，但当外部环境难以支撑用户需求，能否靠升级自己的能力边界来绕过阻碍？

　　自明代万历年间，晋商迅速崛起，特别是平遥，更成为晋商中心。随着晋商所开设商铺遍布全国，直接导致了两个方面：一，长途贸易意味着利润回款的周期相较长，这对商誉的要求就越严格；另一方面，异地结算就成了市场主流。但清代中后期，社会动荡不安，如何保证银两流通中的安全，就成了刚需。

　　如果寄希望于清廷的国家金融系统或镖局，显然于事无补。精明的晋商大掌柜雷履泰，搞了一次信用创新，他看出专营汇兑是一门大生意。汇和兑之间存在时间差，还可以拿存进来的资金去做放贷生意。在和东家李大全协商后，他带领西裕成全面转型做银两汇兑生意，并以自家纸票作为汇兑凭证，票号自此成为了晚清中国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。

　　150多年后，蚂蚁也遇到类似难题。

　　2003年5月10日，非典时期，淘宝网诞生于阿里革命圣地杭州湖畔花园。中国信用体系之脆弱，在淘宝上线那一刻充分暴露。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”是零售业延续千年的交易模式。

　　线上交易，卖家怕收不到钱，买家怕收不到货。淘宝线上浏览量很高，却难以下单转化，彼时流行的替代方案是，买方在线上拍下产品，到线下约定时间地点见面，这大概是o2o雏形。

　　淘宝网后来推出一种基于担保交易的工具，将钱先打入一个由银行托管的第三方账户，淘宝网承担信任中的角色，下单后，买家会先将钱汇到这个代管账户。卖方邮寄出产品，买方检查确认产品后，支付宝将款项转到卖方银行账户。

　　支付宝与eBay的PayPal的不同，它不在买家和卖家之间提供直接付款，而是建立一个基于代管的支付系统，这并非全新想法，eBay曾经在韩国做过类似尝试，但很快放弃。而马云坚定认为它经过改造会改变中国的信用体系。

　　现任支付宝事业群总裁的倪行军（花名苗人凤）曾感叹，“支付宝完全为了信用而生，源起非常之简单，就是为了解决淘宝上的信任问题，它甚至可以放弃所有的支付设置，和金融机构一起做，最后阴差阳错没有走到一起，为了解决市场需求，只能自己走上这条道路”。

　　马云本来也不想自己做支付，这是一个敏感的灰色地带。最早阿里希望借助银联，来打通各个银行的网银，而彼时在银联眼中，这个想法过于疯狂。

　　类似故事，也曾在2010年快捷支付一役中重演。要提高支付成功率，彼时关键要素并未在支付宝控制之中，而是要依靠银行。可对用户而言，不会考虑这些因素，支付失败只会骂支付宝太烂。

　　支付宝跳出了死胡同，将虚拟的支付帐户与银行卡绑定，在PC时代不需要跳转到银行网银，在移动时代不需要跳转到银行APP，在一个页面上就能完成所有步骤，保证体验可控，用这种方式盘活了庞大的存量账户。

　　《孟子·离娄上》曰“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《六祖坛经》中也讲：“佛向性中作，莫向身外求”。

　　由此，可以理解马云所说的“银行不改变，我们就改变银行”，这并非要挑战传统金融的妄语，而是带着无奈的客观陈述。

　　（工行网站特约作者：何伊凡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