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4.为道日损
解决复杂流程与极简体验的矛盾
今日参观日升昌在平遥古城的旧址，还能在它的西侧柜房墙上，看到这样的诗文，如：“谨防假票冒取，勿忘细视书章”“堪笑世情薄，天道最公平，昧心图自利，阴谋害他人，善恶怪有报，到头必分明”“赵氏连城璧，由来天下传”。
这些诗句并非简单说教，而是隐藏着中国最早的银行密押制度，即用汉字代表数字的密码法。诗文每一句都对应时间或银两数目，这些密押用一段时间就会变更，另外，汇票防伪措施还包括，隐含在汇票里的水印、印章，还有乱写的固定笔迹等。
通过原始的风控手段，票号居然在能在晚清做到了没有发生过一张假汇票，成为“汇通天下”的信用保证。
不过，如此繁复的风控方法，用在现代，用户肯定就疯掉了。
为了解决信任难题，最常用的方法，就是通过“复杂”。人类试图用越来越复杂的法律条文、合同条款、密码等，保障信用，不过，正如福山指出“为了监管更广泛的社会关系而不断制定法规并不是理性、效率的标志，而是社会功能障碍的体现。法规与信任的关系通常是成反比的：人们越依赖法规来监管其交往，他们之间的信任度就越低，反之亦然。”
技术所提供的方案，必然是轻盈、友好的，否则必然有另外一种技术替代。支付宝曾经的广告词是：因为信任，所以简单，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：因为简单，所以信任。
今天我们难以想象一个没有二维码的世界，不过，无线支付有多种技术路线可供选择，二维码只是其中之一。
2007年1月，第一代iphone诞生，移动互联网世界照进一束强光。支付宝团队相信它将会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商业与生活，从这一年开始，支付宝成立了专门解决移动支付时代创新难题的部门。当时有软件派与硬件派之争。每一派又有不同解决方案，如硬件派，有NFC(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)、生物识别等，软件派对APP怎样识别付款信息，除了二维码，还有声波支付、条码支付等。
软件派到2010年左右，逐渐占上风。回到初心，不难发现，硬件难以体现“普惠”两字，它无法做到真正人人可用，处处可用，算不上“普”，成本昂贵，更算不上“惠”。支付宝使命不是要解决沃尔玛、家乐福等遇到的难题，而是解决那些中小微商家的需求。
无线支付当时在全世界都是难题， 2012年9月，支付宝团队去美国考察，体验了美国在移动支付方面的多种探索，这些模式看完之后，他们觉得都不适合中国。
2011年7月1日，支付宝率先推出全国首个二维码支付功能。其他技术方案也并行，2012年7月31日，推出了利用NFC、LBS等技术的新客户端，用户双方可以“触碰”或同时摇动手机自动填写支付宝账号，方便陌生人之间完成快速支付。
2013年1月17日，支付宝新版手机客户端“支付宝钱包”上线“声波付钱”功能，交易双方可通过两台手机自身声波互动，实现相互间转账付钱。
2013年8月5日，腾讯正式发布微信5.0版本，也开启了二维码支付功能，二维码一夜之间在全国普及。
不过2014年3月，央行下发紧急文件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关于暂停支付宝公司线下条码（二维码）支付等业务意见的函》，暂停支付宝、腾讯的虚拟信用卡产品，同时暂停的还有条码（二维码）支付等面对面支付服务。
后来到2016年8月，支付清算协会向支付机构下发《条码支付业务规范》(征求意见稿)，意见稿中明确指出支付机构开展条码业务需要遵循的安全标准，这是央行首次官方承认二维码支付地位。
二维码方便了小商家。用打印机打印出一张A4纸，一贴就可以收款了，而且线上订单与线下订单能够集中管理，支付自此不再是电商的配套，而是与场景更深度结合。
《道德经》第四十八章中谈到：为学日益，为道日损。学问要靠知识、读书、经验一点一滴累积，多一分努力就多一分收获，但学道则和做学问相反，是要丢掉，今天丢一点，明天丢一点，最后“损之又损，以至于无为”。
为学是要“拿得起”，修道是要“放得下”，两者相辅相成。对普通人，或者一家公司而言，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、两种智慧、两种勇气，是极大的挑战。
蚂蚁集团历史上，则写满了后台的“拿的起”，与前端的“放得下”。如310贷款，就是这种哲学的产物。所谓310，即3分钟在线申请、1秒钟审核放款、0人工干预。
蚂蚁集团董事长井贤栋 2019年4月在公开发言中透露，这一模式经过了九年摸索，“但两年前，有相关人士表示，他们出台的310模式是3周申请，1月审核，0几率获贷”。
05.事上磨炼
解决变化开放与稳定严谨的矛盾
在清末，山西票号后期面对一个难题，即是否要和南帮票号学习。当时随着经济中心南移上海，精明的南方商人在上海创建了新型票号，如近代宁波帮严信厚的源丰润，浙江杭州人胡雪岩成立的阜康票号，李鸿章家族的义善源等。
南帮票号靠近洋务运动中心，观念开放，经营管理上比山西票号有极大超越。如说山西票号的钱通常只做支付工具，也就是周转资金，而非长期投资。而南帮票号则开始投资实业，将金融与实业打通。
但是，还没等到山西票号看明白南帮票号，南帮票号就因融入花花世界太深，在朝廷党争和列强挤压下衰落。而山西票号，则在犹豫和观望中，也渐渐被时代淘汰。
变化开放，还是稳定严谨，贯穿了金融创新的历史，走向任何一个极端都会留下血淋淋的教训。
到互联网金融出现，更是呈现出“神经分裂”。互联网要求变化开放，快速迭代，适应多变性。金融则容错率极低，鼓励稳定胜于鼓励创新。
蚂蚁绕不开这种矛盾，它要让互联网因子发挥作用，又要保证金融的严谨性、科学性、准确性、稳定性，同时还要处理大容量。三者叠加，其技术架构天生就和其他科技公司或金融公司差别很大。
余额宝就是解决这种矛盾的产物。
蚂蚁集团（彼时为蚂蚁金服）成立一个月后，自2013年4月，余额宝就悄悄立项。它是余额增值服务与活期资金管理服务产品，由天弘基金作为余额宝基金管理人。
余额宝目标并不在于追求支付宝账户上面产生的利息，或者说备付金太大，做一些分流。它还是要回到阿里的使命：“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”。
双11发展到2012年，交易量已持续放大，这对整体支付容量提出巨大需求，而当时各家银行的技术条件远远顶不住。尤其是前15分钟，会形成最可怕的容量峰值。
这意味着需要有一个短期蓄水池，因此2011年、2012年，会看到支付宝经常会在双十一前期挂出“充值送红包”活动。很多人诟病这是为了圈钱。实际这就是为了挺过那最可怕的15分钟，不给银行带来麻烦。
当时，央行已开始就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征求意见，并准备按照支付机构备付金银行账户利息的10%计提风险准备金。此背景下，进入波动小、收益稳定的货币市场基金是一个好方向。
用户对资金流动性与收益之间是另外一组矛盾，制约在于，要确保钱的流动性，往往收益比较低。而想追求较高收益，钱的流动性就会失去。余额宝背后是货币基金，同样追求资金稳定性，但它又是支付工具，必须充分满足客户资金流动性需求。
支付宝首次利用技术、利用数据来做出资金安排，算出多少资金可以做项目投放，多少资金必须应付流动性需求。
类似这种无法回避的矛盾，对蚂蚁而言，一次次加速了它的进化。
王阳明曰：人须在事上磨练，做功夫，乃有益。若只好静，遇事便乱，终无长进。
事上磨炼，对蚂蚁而言是常态。
它要和黑产斗。黑产在金融领域从来都无孔不入。二维码支付功能上线后，立刻让黑产入侵打得狼狈不堪。钓鱼、盗刷、病毒等安全问题接踵而至，产品团队备受质疑。当时管理层“特批”了一个工作室，以公司食堂和自动贩卖机为小白鼠，最终二维码支付克服安全问题，成为主流。
它要打穿传统的利益板块。水电煤缴费，是支付宝历史上最艰难业务之一：对接机构庞杂、谈判与说服工作量巨大，曾整整停滞了2年，又因为长达10年不赚一分钱，在内部也质疑声不断。蚂蚁前董事长彭蕾力排众议，说生活服务缴费不但要继续做，还要大做。如今，每3个中国人就有1个在手机办事， “最多跑一次”、甚至“一次都不用跑”都已成为日常。
它还要革自己的命。蚂蚁以中心化方式来解决信用问题，本身作为一个信用中介存在。而正成为它基础技术之一的区块链，本质则是在去中心化网络中共享数字账本，要建立不依赖于现有金融账户体系的记账方法、账户体系和记账单位。要参与建立新型信用体系，则意味着蚂蚁正在颠覆蚂蚁。
06.取经人蚂蚁人
永远牢记起点与目标
从招股说明书中看蚂蚁，它占据了诸多“最大”。但是，它不是中国最赚钱的公司。它2019年净利润规模仅相当于工商银行的1/17，中国银行的1/10，招商银行的1/5。如今它最主要收入来自科技服务费，而非金融服务的利息。
毫无疑问，只要将“信用”这部真经换成假经，扔掉使命的紧箍咒，把技术的金箍棒换成金融的机关枪，会找到太多合理合法赚快钱的机会，不过，这会让它成为一家平庸的公司。
它在科创板披露的招股书中，关于风险因素的披露数量，创国内资本市场新纪录，用了39页，近十分之一篇幅。这些风险可归结为一句话：如果偏离了技术主线，丢掉了信用，它也就瞬间灰飞烟灭。
如果你把马云从阿里创业之初，到支付宝成立，直到今天蚂蚁集团走向IPO，所有相关通读一遍，会发现他一直是个“取经人”。1999年，他自己还吃了上顿没下顿时，就提出“要把对社会的责任感植入在商业模式”。
2013年2月25日，蚂蚁成立前夕，在杭州西溪宾馆召开年度战略会，没在议程上的马云突然出现，他讲了自己春节期间对小微金服的思考。“今天说白了，做金融业务，我们不是为了赚钱，我更看重的是在十年甚至二十年之后，在中国打造一个更开放透明的金融体系。”
2019年4月10日，他又在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会上分享：阿里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，任何一项业务，必须带着公益的心态、商业的手法。
从字面上看，他确实具备鸡汤大师的所有特征。读懂他的人才理解，他真的像唐僧，一路上都在念叨一句话：“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，到西天求取真经”。
永远牢记起点与目标，才是蚂蚁真正值得研究之处。
（工行网站特约作者：何伊凡）